古時候，人們常說“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霖，他鄉(xiāng)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能夠金榜題名，那是非常榮耀的事情，是無數(shù)讀書人夢寐以求的理想。

如果一個讀書人能夠高中狀元，那更是無比“八輩子修來的”福氣，其中的辛苦與機遇，只有當事人能夠體會品嘗得到。

中了狀元，不僅僅是面子上的好看，更是能夠給自己與家族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意味著“十年寒窗”之后，他可以入仕為官，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意味著他可以當“老爺”了。

“老爺”是可以不繳納任何賦稅的，盡管他的收入是很高的，但是他既沒有納稅的義務(wù)，也沒有任何服徭役的義務(wù)，那真是人生美滋滋。要不然“范進”也不會一朝只是中了舉人，就興奮得失心瘋。

無比風光的狀元，是萬里挑一的結(jié)果，“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在朝代興盛穩(wěn)定時，沒有人不想當狀元的，但是，在王朝的末期，那就另當別論了。話說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那命運就比較坎坷啦。

01

清末最后一位狀元，名為“劉春霖”，當年他高中之時，時年32歲，從高中放榜之日起，他就受到別人的非議，那么他的狀元之位是作弊得來的嗎？

還真不是，劉春霖考試時非常地規(guī)矩，沒有任何違規(guī)的地方。

人們對他有所非議，是由于劉春霖的狀元榜全賴爹媽給取了一個好名字。

清朝的科舉考試，跟前朝差不多，若想金榜題名，必須一路過關(guān)斬將，歷經(jīng)縣試、府試、院試、鄉(xiāng)試、會試，最后是殿試。

殿試是最后一關(guān)，由皇帝親自主持，他將親手擬定的考題交給主考官，在皇宮大殿里布置下考場，會試過關(guān)的考生們接過考官手中的考卷，當場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nèi)筆試答題。

話說1898年，劉春霖參加了殿試，巧合的是，他正好碰到“百日維新”即將失敗之時，他與同學們在大殿里認真答完光緒皇帝所出的試卷后不久，皇帝就被囚禁起來。

考官們按卷子優(yōu)劣排好順序，呈送給慈禧太后最后審閱批準。

慈禧把黃綾包打開，取出第一名試卷，名字是“朱汝珍”。慈禧心里立即感覺不爽，“珍”，怎么與那個極力慫恿光緒變法的“珍妃”是同一個字！

再往下看，朱汝珍,籍貫竟然是廣東，更惹毛了慈禧，用她的邏輯就是“廣東人不能重用”，看看那些“鬧事兒”的“罪犯，都是廣東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一心鬧革命的孫中山，搞變法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哪個是省油的燈？

“廣東”，慈禧看到這個地名，頭就大了，恨意滿滿。

“任他才華蓋天，廣東人不能用！”獨斷專行，且又異常迷信的慈禧的這一句判詞，直接把朱汝珍的狀元拿掉了。

慈禧又取出第二名的試卷：劉春霖。

“春霖”，這個名字好哇，“春降甘霖”，多么吉祥的名字，當前直隸等地正值大旱，老天爺給我大清送來了“春霖”，真是天佑大清啊。

再看劉春霖的籍貫：河間府肅寧人，“肅寧”者，肅靜安寧之意，眼下我大清業(yè)已飄搖不止，太需要祥瑞之兆來沖沖喜了。

想到這里，慈禧大筆一揮，特別欽點劉春霖為新科狀元，那個原本排在第一名的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名，當“榜眼”去吧。

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墻，盡管發(fā)放金榜這種事兒，也差不多屬于內(nèi)府機密，可是王朝沒落之時，官員們的口風也就變得不嚴實起來，慈禧這種欽點方法，傳到宮外，自然引起大家的非議。

02

要說這個劉春霖，其實也并不是不學無術(shù)之人，原本他能被主考官們判為第二名，就說明此人水平也不低，“狀元”與“榜眼”，也就在伯仲之間吧。

先看劉春霖的試卷，字跡工整挺拔，在今人看來，這字體簡直就是印刷出來的，依《大清欽定科場條例》規(guī)定，殿試之中，書法重于策論，因為能進殿試的這些人，都是精英人物，大家的理論水平都差不多，此時的書法水平高低，就成為能夠最終脫穎而出的利器。

劉春霖的字，不僅是當代人看過認為“極好”，就是在當時也是搶手貨，當年人們常說一句話“大楷學顏，小楷學劉”，“顏”就是唐代書法大家顏真卿，“劉”就是劉春霖。

再說策論，劉春霖同樣不差。光緒皇帝在被囚之前，所出的殿試策論題目是：“從教化、吏治、兵制、財政等諸方面論述何以應(yīng)對時局”。劉春霖結(jié)合當時大清王朝面臨的內(nèi)憂外患，有理有據(jù)地全面展開議論，內(nèi)容涵蓋雖然廣泛，但是他并沒有長篇大論、下筆無物，而是言簡意賅，直達立意，全篇文章僅2038個字。

就這樣，劉春霖既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地被選中為狀元，按理說他應(yīng)該就此飛黃騰達，前途無量了，因為縱觀一千三百余年的科舉歷史，前后也不過出了592名文狀元，這里面既有名門望族出身，也有寒門學士“躍龍門”，劉春霖同樣是寒門出身，寒窗苦讀，32歲時才中得頭籌。

鰲里奪尊的劉春霖在興奮之后，忽然發(fā)現(xiàn)：他很是悲催啊，他是狀元，卻毫無用武之地。中國兩千年未有之大局，封建帝制行將瓦解，維系帝制運行的儒家學說，正在受到廣泛的抨擊，被社會逐步拋棄，而從小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讀“圣賢書”的劉春霖，貴為“封建狀元”，自然沒有了“合適的工作”。

1905年，劉春霖被朝廷派往日本留學，“師夷長技以制夷”，日本曾經(jīng)將中國當作老師，不知不覺之中，這個昔日的學生卻全面超了老師，并且對老師肆意欺辱。

清王朝只得面對現(xiàn)實，派出留學生去學習日本的東西，當然只能是學習皮毛。

兩年后，劉春霖與同學們回國，依然沒有什么合適的職位給他，“空有報國志，自思還有才，徘徊多少年，到頭一場空”。

正在劉春霖不太得志之時，他的老師（殿試主考官之一）楊士驤（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想給他保媒，對象是裕庚（皇族，清政府駐日本大使）的小女兒裕容齡。

這個姻緣對于基本上賦閑的劉春霖來說，絕對是有好處的，裕庚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如果放在旁人，肯定會高興地同意婚事，然而，我們的劉春霖到底是狀元，與一般人就是不一樣，他竟然拒絕了老師的好意。

恩師對學生婚姻之事，一片苦心，學生不勝感激。但是裕老貴胄高門，如攀成龍，恐日后貽害格格終身。

就白了，就是“門不當，戶不對”，他劉春霖不想吃“軟飯”，他要的是骨氣，而不是什么遠大前途。

過了一陣兒，劉春霖被任命為咨政議員，他以為自己終于有了用武之地，可是，事實擺在眼前，他發(fā)現(xiàn)清王朝的“憲政”不過是個政治把戲，他無從下手發(fā)揮自己的才能，怎么辦呢？他決定從小事著手，慢慢地宣傳推動憲政，進而積極參政議政。

湖南巡撫楊文鼎，在1910年時，未經(jīng)咨議局投票決議，擅自發(fā)行地方國債，劉春霖認為這明顯違反法律規(guī)定，軍機處眾大臣卻建議劉春霖不要“小題大做”，劉春霖堅決守規(guī)矩，去找軍機處理論。

攝政王載灃直接告誡劉春霖：不要多管閑事兒！

劉春霖卻跟這位“皇父”杠上了，大膽地指責他這樣做，是“于立憲精神相背馳，恐成專制！”

劉春霖的爭論結(jié)果可想而知，根本沒有任何效果，自己再次被擼了職位。

03

只是劉春霖的“氣憤”根本沒有持續(xù)多長時間，1911年，一聲槍響，辛亥革命爆發(fā)了，清王朝覆滅，劉春霖沒想到自己竟然一夜之間成為了前朝的“遺民”。“氣憤”轉(zhuǎn)瞬之間變成了“深深地傷感”，他心灰意冷，決定到北京郊區(qū)隱居，想靠自己的一點名氣，傳道授業(yè)，寫字賣文，以度殘生。

1914年，袁世凱卻跑來打擾劉春霖的清靜，他派人力邀劉春霖出山，袁世凱曾經(jīng)對劉春霖有知遇之恩，他又與楊士驤是好友，從這兩層關(guān)系上出發(fā)，劉春霖也不好拒絕袁世凱的邀請。

劉春霖真的想做些事兒，最好是大事業(yè)，當他被袁世凱授予“大總統(tǒng)府內(nèi)使”的時候，他還躊躇滿志，可是這種興奮勁沒有持續(xù)多久，他發(fā)現(xiàn)不對勁兒，嘿嘿，什么“大總統(tǒng)府內(nèi)使”，不過也是個虛職空銜，袁世凱也同樣只是想把他當成花瓶擺設(shè)而已。

劉春霖的自尊心再次受到沉重打擊，他再次選擇隱居，痛定思痛，咬牙下定決心，“終老不與政事”。

但是時代的激蕩變遷，就是不能讓劉春霖這個前清狀元安靜生活。1931年，東北丟了，溥儀成為“偽滿洲國”皇帝，他即刻派人來拉攏劉春霖，厚禮不斷，高官許愿，劉春霖則是禮物不收，高官不做。他認為，“君非昔日之君，臣也非昔日之臣”，他是“寧可做華丐，不做漢奸”。

時年60歲的劉春霖甚至拒絕親朋好友給自己過壽，他認為：

國家存亡尚且未定，福禍難測，還搞什么壽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日寇又想到了劉春霖，想讓他助其維系華北統(tǒng)治，畢竟他這個“前清狀元”的名頭還是有些影響的。1940年6月，漢奸王揖唐來了，他是受日本人的指派，專門來找劉春霖的，他們倆曾經(jīng)是同科進士，也算是老朋友了，王揖唐時任偽北平市市長。

年近七旬的劉春霖一改往日“以禮待人”的文人氣度，對這個昔日的同窗好友破口大罵，“你這個軟筋骨的東西，你非我華夏族人，你滾出我的宅院去！”

王揖唐只好屁滾尿流地跑了，可是日本人沒有放過劉春霖，他們的狠毒是聞名四方的，他們氣勢洶洶地派兵抄了劉春霖的家，所有物件，上到名貴家具、古玩字畫，下到一件普通的鞋服，一點沒剩地全部抄走，同時將劉春霖一家老小全部趕出家門，流落街頭。

此事引起北平各界的強烈抗議，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之下，日寇把宅子還給了劉春霖，可是空蕩蕩的屋子里，沒有一件家具，他們竟然厚顏無恥地要求劉春霖掏錢贖回本來屬于他自己的家具、字畫等一應(yīng)物品。

劉春霖還是那句話，"寧做華丐，不做漢奸“，他堅決不向日本人妥協(xié)，寧可忍饑挨餓，也絕不屈膝投降。

1941年1月23日，老邁的劉春霖在窮困潦倒中死去，成千上萬人的北平市民聞訊前來為他送葬，人們專門制作了一張匾，上寫”義士狀元，中華脊梁”，在出殯的那天，北平市萬人空巷，那些了解劉春霖的北平人，無不淚眼婆娑。

“義士”、“脊梁”，這個贊譽對劉春霖而言并不為過，在那個家國危亡的生死關(guān)頭，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賣國求榮者，他們蠅營狗茍，為一己私利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甘為侵略者的爪牙，喪失起碼的民族氣節(jié)。

劉春霖生逢亂世，又機緣巧合地成為科舉考試的最后一位狀元，盡管他的內(nèi)心也有失落與不甘，徬徨與迷茫，但是他謹守做人的底線，和國家榮辱與共，就憑這一點，他就值得被后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