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日期：2021-5-25 16:23:04 訪問次數：1396
內容提要 （RCEP）的簽署標志著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形成。針對RCEP區域在經濟規模、貿易、投資、生產網絡、金融發展等方面的現狀，以及RCEP區域人民幣流通情況的分析表明，RCEP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良好基礎與廣闊平臺。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開啟新一輪的周期，推動策略也在從舊“三位一體”向新“三位一體”轉變。未來應結合新“三位一體”策略在RCEP內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注重RCEP與產業鏈演進、金融市場開放、大宗商品計價以及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有機結合。
關鍵詞 RCEP；人民幣國際化；區域金融合作
JEL分類號 F15，F33
作 者 張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王喆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刊 期 2021年第2期
2020年11月15日，歷時8年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正式簽署，共有包括東盟十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內的15個成員國參與，標志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形成。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經濟復蘇乏力、中美經貿摩擦、地緣政治沖突此消彼長等一系列復雜國際環境下，RCEP的簽署對于進一步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提升區域整體在國際經貿新秩序中的話語權有著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作為中國目前簽署的規模最大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RCEP也為中國實現更大范圍、更寬領域、 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創造了廣闊空間。
人民幣國際化起步于2009年，2015年達到高峰，在經歷2015—2018年的停滯期后，目前已開啟新的發展周期。202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RCEP的簽署將帶來亞太生產網絡的整合與重構、貿易和投資的巨大增長潛力以及金融開放與金融合作水平的提高，進而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廣闊的需求和發展空間，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區域內乃至全球的國際貨幣地位。
RCEP 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機遇和助力的基礎，源于其未來經濟一體化程度提高、生產網絡整合調整以及金融合作加深所帶來的經濟、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巨大增長潛力。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曾是世界上GDP份額最大的自由貿易區，2002年占世界GDP的近36%，近年來有所下滑；歐盟（EU）整體上也呈下降趨勢。RCEP國家占世界GDP的份額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明顯提升，2012年超過美墨加地區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區域。2019年RCEP國家的GDP總額約為26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9.43%（見圖1a）。另外，RCEP國家已經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興力量。21世紀以來，RCEP國家GDP平均增速高出USMCA、EU和CPTPP區域1~2個百分點（見圖1b）。同時，RCEP也是覆蓋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勞動力資源豐富。2019年RCEP地區人口達到22.67億人，占世界人口的29.54%，是USMCA、EU和CPTPP人口的4.4~4.6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DI數據庫。
RCEP區域國家具有明顯的多樣性，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差異較大。根據世界銀行標準，RCEP區域內包含6個高收入國家、4個中高收入國家和5個中低收入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的數據，人均GDP最高（新加坡）和最低（柬埔寨）的國家間相差45倍，遠高于其他自由貿易區。中國占據著56.22%的GDP份額和61.45% 的人口，是區域內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東盟是RCEP的倡導者和核心力量，覆蓋區域內將近1/3的人口，但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僅占區域內GDP總額的12.08%。日本作為發達國家，占據區域內近20%的GDP份額和6% 的人口，也在RCEP區域內扮演著重要角色。國家的多樣性可以為RCEP區域奠定差異化合作、優勢互補的基礎，但也可能增加協調合作的障礙。
在貿易方面，RCEP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的統計顯示，2010—2019年，RCEP進出口貿易總額從7.81萬億美元增長至10.4萬億美元，占世界貿易的份額從26.3% 提高至28.89%。RCEP區域整體上屬于貿易順差地區，出口和進口規模均占世界份額的1/3左右，區域內貿易活躍（見表1）。從區域內貿易規模來看，中國在RECP區域內的進出口貿易規模最大，2019年為1.43萬億美元，約占區域內貿易總額的37%；其次為東盟、日本和韓國。從區域內貿易方向來看，中國、東盟和日本對RCEP區域的進口大于出口，處于貿易逆差狀態；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是出口大于進口，呈現貿易順差。從區域內貿易的依賴性來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RCEP具有很高的貿易依賴度，分別有73.22%和61.09% 的出口流向RCEP區域，而日本和韓國則有接近一半的進口來自該地區。中國對RCEP區域的貿易依賴度相對較低，但也有1/3的進出口貿易發生在該地區，其中，接近40% 的進口來源于該地區，東盟、韓國和日本是中國前三大進口來源地。另外，中國是區域內國家的最主要貿易伙伴，在區域內貿易中處于中心地位，已經連續多年是區域內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
資料來源：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
在投資方面，近年來，盡管國際投資整體低迷，但RCEP區域卻表現出良好的增長勢頭。一方面，RCEP國家已經成為世界FDI的主要目的地。2010—2019年，RCEP區域吸引的FDI流入從2753.18億美元增加至3636.52億美元，占全球FDI總額的比重從19.72% 上升至23.62%，即全球約有1/4的國際資本流入RCEP地區（見圖2）。其中，中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是主要目的地，2019年國際資本流入占比分別為38.84%、25.32%、9.94%。另一方面，RCEP國家也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投資來源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從2010年的2371.2億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4409.2億美元，所占世界份額從16.99% 快速提高至33.56%，即全球約有1/3的國際資本來自RCEP地區（見圖2）。相比于歐盟、美墨加等自由貿易區，RCEP區域內部的資本流動仍較為有限。2020年 ，流向RCEP的外資中70% 來自區域之外的國家。目前，區域內的主要投資來源國有中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UNCTAD，2020）。2019年中國對RCEP區域的直接投資流量為164億美元，約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的12%；直接投資存量為2.2萬億美元，占OFDI存量規模的7% 左右。
資料來源：UNCTAD數據庫。
近年來，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區域化集聚趨勢明顯。國際生產網絡逐漸形成北美、歐洲和亞洲三足鼎立的格局，其中美國、德國和中國分別是區域內深度參與價值鏈分工、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核心經濟體（WorldBank， 2017；鞠建東等，2020；謝銳等，2020）。RCEP位于亞洲生產網絡，近年來RCEP區域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的地位明顯上升，最終品和中間品貿易份額從2000年的22.41%和22.77% 上升至2017年29.57%和33.87%（張彥，2020）。RCEP多數國家已高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并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制造業生產網絡。其中，中國、日本、韓國和東盟是重要節點（見圖3）。中國是RCEP生產網絡的中心，在區域內價值鏈貿易中占據最大的份額，與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都有密切的貿易往來；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所占的區域內價值鏈貿易份額最大，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國家在RCEP區域生產網絡中處于邊緣位置，在價值鏈貿易中的融入程度還有待提高。
注：圓圈大小代表RCEP國家所占區域內價值鏈貿易的份額；連接線粗細表示價值鏈貿易流量大小。
資料來源：UNCTAD（2020）。
近年來，RCEP區域內的價值鏈貿易增長迅猛，成員國間的產業鏈分工日益密切。根據UNCTAD統計，2017年RCEP成員國間的價值鏈貿易達到1.5萬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50%。但在區域內價值鏈合作加深的同時，RCEP國家也面臨產業競爭與協調問題。盡管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不斷攀升，但仍長期存在“低端鎖定”和“高端封鎖”問題。在低端制造業方面，中國主要面臨與產業結構日趨相似的東盟國家競爭，紡織、食品飲料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是主要競爭領域；在機電、計算機與電子設備等中高端制造業領域，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主要面臨與日本、韓國的競爭。另外，東盟國家承接日韓的產業也逐漸具有比較優勢。未來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協調RCEP國家間的產業合作與競爭，推動產業鏈重構整合。
RCEP區域包含較多發展中國家，整體金融發展程度相比美墨加、歐盟等自由貿易區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同時，國家間的金融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也有較大差異。在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新加坡、澳大利亞、日本、中國等國家具有較為完善的金融體系，金融業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部門。在間接融資方面，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的金融服務可得性較強，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9年每十萬人擁有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量分別為33.9、28.2 和25.4個，而緬甸、越南的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較落后。另外，日本、新西蘭、中國等國金融深化水平較高，2019年私營部門國內信貸占GDP的比重均在130% 以上，緬甸、文萊、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則不超過50%（見圖4a）。在直接融資方面，中國和日本擁有區域內規模最大的股票市場，2019年分別有3777家和3704家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8.51萬億美元和6.19 萬億美元（見圖4b）。在金融開放程度方面，根據2020年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是區域內金融開放程度最高的國家，而柬埔寨、老撾、越南以及中國在金融和投資方面仍存在較多限制。
由于起步較早、經貿往來密切、華人華僑較多以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RCEP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較快的區域，并在人民幣跨境結算、離岸市場建設、雙邊貨幣合作等方面取得較為突出的進展。
1. 人民幣跨境結算
RCEP國家是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重要區域。以跨境貿易為例，中國與RCEP國家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規模從2010年的434.8億元增加至2014年的12314.4億元，占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總額的比重從8.59%上升至18.79%（見圖5）。2016—2017年，RCEP國家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進入低谷期，2018年后又表現出快速增長趨勢。2019年，RCEP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金額超過3.5萬億元，在人民幣跨境結算總額中的占比在17.6% 以上。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國家分布呈現更加多元化的趨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過去中國香港一直是最主要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地區，但其所占份額從2014年的52.7% 下降至2019年的44.9%。在RCEP范圍內，新加坡、日本、韓國是進行人民幣跨境結算較多的國家，2019年三國在人民幣跨境結算中的占比分別上升至10.3%、3.1%、2.3%。除此以外，澳大利亞以及東盟地區的越南、馬來西亞也是使用人民幣結算較多的國家。
資料來源：《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鄧富華和霍偉東（2017）。
2. 離岸人民幣市場
RCEP區域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取得快速進展，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和日本是RCEP區域中主要的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分別是全球第三、第七、第八和第九大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人民幣交易分別占全球份額的4.19%、1.17%、0.97%和0.81%。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韓國的人民幣離岸業務增長迅速，交易規模從2016年的6.8萬億元上升至2018年的8.6萬億元，增長26.5%，成為全球第三大境外人民幣外匯交易場所。
RCEP地區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金融產品逐漸豐富。2015年10月，韓國交易所開始推出人民幣期貨產品；2019年，新加坡交易所的美元兌離岸人民幣期貨產品成交額超過9070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76%。WIND離岸債券市場數據顯示，2010—2020年，離岸人民幣債券（“點心債”）累計發行規模超過2萬億元，發行主體以中國政府、金融機構和中資企業為主。其中，RCEP國家累計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152支，金額達到936.26億元，占點心債總額的比重仍較低。RCEP國家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最主要的上市地點為新加坡，累計發行金額占比達到30%；其次為中國臺灣（28.47%） 、法蘭克福（24.35%）和中國香港（14.79%）。從發行主體的來源國來看，韓國發行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占據主導，累計金額占比達到44.78%，其次為新加坡（25.08%）、澳大利亞（14.23%）和日本（10.09%），具體見圖6。
資料來源：根據WIND數據整理。
3. 在岸金融市場開放
隨著金融市場雙向開放不斷增強，人民幣的跨境金融交易也愈加活躍。
首先，投資渠道逐漸拓寬。RCEP國家可以通過滬深港通、債券通、直接入市投資等渠道參與國內資本市場。2019年9月，中國取消RQFII投資額度和范圍限制。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在此之前已有20個國家和地區獲得RQFII投資額度，總額達到1.99萬億元。RCEP的主要試點地區，涵蓋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泰國和日本等6個國家，RQFII投資額度達到5700億元，占RQFII總額度的28.64%。
其次，投融資金融產品多元化。RCEP國家不僅積極參與投資股票、債券等人民幣金融產品，也可以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熊貓債券。根據WIND數據庫，截至2020年，外國政府、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以及國際開發機構等已在中國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累計發行“熊貓債”254支，發行金額4303.2億元。其中，RCEP國家發行14支，金額達到167億元（見表2）。發債主體包括韓國政府、菲律賓政府、日本和新加坡金融機構等，主權債券、金融債券和公司債券的發行金額占比分別為41.68%、32.93%和25.39%。除此以外，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亞行等國際開發機構也積極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熊貓債。2020年6月，亞投行發行總額30億元的熊貓債用于疫情防控。
資料來源：WIND數據庫。
最后，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可直接交易的貨幣范圍逐漸擴展，交易規模不斷增長。RCEP國家中，人民幣先后與馬來西亞林吉特（2010年）、日元（2012年）、澳元（2013年）、新西蘭元（2013年）、新加坡元（2014年）、韓元（2016年）以及泰銖（2018年）等貨幣開展直接交易，并于2017年與柬埔寨瑞爾實現區域交易。人民幣與外幣的直接交易形成了無需套算美元的直接匯率，促使銀行間外匯市場的貨幣交易日漸活躍。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19年人民幣對非美元外幣交易即期成交額達到2.3萬億元，其中人民幣對RCEP國家貨幣的外幣交易達到6103.78億元，占非美元外幣交易總額的26.49%。
4. 大宗商品的人民幣計價
RCEP 范圍內具有大宗商品使用人民幣計價的潛在空間。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消費國和進口國，并擁有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期貨市場，然而在鐵礦石定價中一直缺乏話語權。2018年5月4日，以人民幣計價的鐵礦石作為特定品種期貨，正式引入境外投資者。截至2020年3月末，鐵礦石期貨境外開戶主體覆蓋日本、新加坡等18個國家和地區；3月份鐵礦石期貨境外交易者日均成交25.4萬手，日均持倉4.6萬手。在鐵礦石跨境貿易中以人民幣計價結算也取得一定進展。2020年4月，中國寶鋼股份與澳大利亞必和必拓首次利用區塊鏈技術達成總額為1億元的人民幣跨境結算交易，并與全球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實現了鐵礦石跨境交易的人民幣計價結算，累計交易金額超過5億元。2020年RCEP的簽署為推動鐵礦石的人民幣計價結算創造了良好的發展契機，并且中國鼓勵在與東盟國家的農產品等大宗商品貿易中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
5. 國際貨幣地位
RCEP區域內貨幣的國際地位仍明顯弱于美元和歐元。根據SWFIT統計，美元和歐元在國際支付中的市場份額之和在70% 以上，而RCEP國家的貨幣在國際支付中僅占較小份額。其中，區域內日元和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相對較高。2020年11月，日元的國際支付市場份額達到3.44%，其次為中國（2%）， 二者分別是全球第四和第五大支付貨幣。此外，澳元、新加坡元、泰銖也是區域內國際支付使用較多的貨幣，位列世界前十大支付貨幣。另外，自人民幣加入SDR以來，人民幣的官方外匯儲備規模和占比穩定上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COFER數據表明，2018年第二季度人民幣超過澳元在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之后位列第五名。
近年來，人民幣資產逐漸成為多國央行的外匯儲備資產，并且人民幣的貨幣錨定效應在周邊國家明顯增強，特別是在東盟一些國家決定匯率水平時人民幣已經充當了事實上的錨貨幣，且權重已經接近美元。Subramanian和 Kessler（2013）發現，2010—2013年人民幣已經取代美元成為東亞新興國家決定匯率水平時占主導地位的參考貨幣。Kawai和Pontines（2014）對“人民幣區”持保留意見，但同樣發現人民幣在許多東亞國家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上升，已經削弱了日元在東亞地區的優勢地位。Ito（2017）、Guglielmo等（2018） 也表明東盟等亞洲新興國家貨幣與人民幣的關聯程度相比美元更加緊密。
6. 雙邊貨幣合作
中國與RCEP國家的雙邊貨幣金融合作持續拓寬并深入，促進了人民幣的流通使用。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披露，截至2020年底，中國已經與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新西蘭、泰國、澳大利亞、日本等8國累計簽署26筆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換規模從2009年的3600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1.56萬億元。RCEP是中國開展人民幣貨幣互換合作的重要區域。人民幣與RCEP國家貨幣互換規模占全球的比重在2011年最高達到70%，之后雖然有所下降，但仍有近一半的貨幣互換金額來自RCEP國家，2020年末RCEP國家貨幣互換規模占比為52.49%（見圖7）。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與中國簽訂的貨幣互換金額較大，均在2000億元以上，且合作時間長，已經經過3次以上續簽，其中，韓國自2009年開始共進行5次續簽，并且貨幣互換規模不斷擴大。
資料來源：根據《人民幣國際化報告》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整理。
7. 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RCEP 國家支持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網絡建設良好。目前，中國已在全球2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27家人民幣清算行，其中8家設在RCEP國家。東盟國家中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設有人民幣清算行，此外還有韓國、澳大利亞各1家、日本兩家人民幣清算行。A 對各商業銀行官網的數據統計發現，截至2021年1月，至少已有10家中資銀行在RCEP范圍內的15個國家設立100家分支機構，包括82家分行、13家子行以及5個代表處，基本實現對RCEP國家人民幣業務的全覆蓋。從地理分布來看，RCEP國家中澳大利亞擁有的中資銀行分支機構最多，達到23家，其次為日本（11家）、馬來西亞（11家）和泰國（10家）、韓國（10家）；相比之下，菲律賓、緬甸、柬埔寨、文萊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薄弱，僅有1～ 2家中資銀行分布（見圖8a）。從“走出去”的金融機構來看，RCEP國家是中資銀行“走出去”的首選目的地和重要服務對象。中國銀行是目前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資銀行，RCEP國家中半數的分支機構來自中國銀行，其次為中國工商銀行（15家）和中國建設銀行（12家）（見圖8b）。
注：分支機構包括分行、子行及代表處，不包括支行。
資料來源：根據各銀行官網整理。
第一，人民幣結算功能發展明顯快于人民幣計價和國際儲備職能的提升。RCEP地區涵蓋東盟、日韓、澳大利亞等國，與中國經貿往來密切，具有真實需求的支撐；并且人民幣國際化起步早，得到雙邊貨幣合作、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一帶一路”倡儀進一步加速該地區的人民幣流通。相比之下，人民幣計價職能發展較為緩慢。RCEP地區在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債券等金融市場中的參與仍十分有限，大宗商品的人民幣計價也剛剛起步。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職能是在結算、計價職能得到充分發展后循序漸進的結果，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官方儲備規模雖有提高，但離撼動美元、歐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二，人民幣在貿易投資中的真實需求總體上仍處于較低水平，地區間存在一定差異。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人民幣結算份額仍處于一個較低水平，RCEP地區的跨境結算仍以美元為主。RCEP區域內的不同地區在人民幣流通基礎、認可度方面也存在一定差異：人民幣在馬來西亞、泰國等東盟國家、周邊國家具有較廣泛的認可度和較為堅實的流通基礎；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國雖有較大潛在空間，但使用和認可程度還有待提高。可見培育人民幣的真實需求、推動人民幣在貿易投資結算中的使用仍是需要重點加強的方向。
第三，RCEP地區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已有較大廣度，但深度不足。目前，RCEP地區已經形成較為全面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網絡，超過一半的RCEP國家擁有人民幣清算行和雙邊貨幣互換合作，中資銀行在RCEP國家也實現了全覆蓋，從而能夠為RCEP區域的人民幣清算、結算等業務提供較好的金融服務。然而，RCEP區域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深度仍然有限。一方面，緬甸、柬埔寨等部分國家和地區是金融基礎設施網絡的薄弱地帶，與其他國家間存在較明顯差距；另一方面，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仍以中資商業銀行為主，銀行之外的多樣化金融機構、RCEP國家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較為有限。未來應進一步奠定人民幣國際化縱深發展的金融和政策基礎。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正處于從舊“三位一體”到新“三位一體”的策略轉變（張明、李曦晨，2019）。2009年至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主要采取“鼓勵跨境貿易投資結算+ 大力發展香港等離岸人民幣市場+ 加強央行間雙邊貨幣互換合作”的舊“三位一體”發展策略。這一策略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過于重視結算職能而忽視計價和國際儲備職能、過于重視香港等離岸市場發展而在岸市場開放不足、過于依賴投機需求而缺乏真實需求支撐等問題。舊“三位一體”的發展策略導致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容易受到人民幣匯率周期性變動的影響，缺乏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在人民幣處于升值周期以及政府的大力推動下，人民幣國際化在2011年后快速發展，并于2015年達到階段性高峰。然而，在2015年“811”匯改后，受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 、中美利差收窄、資本外流管制增強等多重因素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放緩甚至停滯。
自2018年后，人民幣國際化進入新的發展周期。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規模快速回升并超過2015年水平，離岸人民幣市場逐漸穩定并進一步拓展，人民幣官方外匯儲備規模也創下新高。這一階段，人民幣國際化表現出與之前不同的發展動向。例如，2018年3月首個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原油期貨（INE） 在上海國際能源中心掛牌交易，開啟了大宗商品期貨以人民幣計價并引入境外投資者的進程；2019年9月取消QFII和RQFII的額度限制，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以及債券通等機制也加快推進；202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相比過去更加謹慎，更加注重以市場為導向、以培育真實需求為基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張明（2015）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應與亞洲貨幣合作相結合。劉建豐和潘英麗（2018）也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應先以東盟、中亞等“一帶一路”為潛在目標。可以發現，以“推動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期貨交易+ 加快開放在岸金融市場+ 鼓勵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等區域使用”為核心的新“三位一體”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策略逐漸清晰明確。
RCEP的簽署在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準入以及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等方面統一規則，降低了企業跨境貿易投資的壁壘和成本，不僅可以為整體的出口貿易和投資注入活力，區域內的商品、服務貿易以及資本、人員流動也將大大增加，有助于增進國家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在新周期的推進創造新的機遇和平臺。未來，應將RCEP與新“三位一體”發展策略相結合，更好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在后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構與調整，表現出分散化、本地化、區域化的趨勢。東亞及亞太地區是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RCEP為重塑這一地區產業鏈提供了良好機遇。一方面，RCEP將進一步促進區域內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深化與融合，鞏固亞太生產網絡在全球的地位。疫情期間，亞太特別是東亞產業鏈表現出強大的生產制造能力，對于全球生產的穩定與恢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RCEP成功簽署后，關稅減免、累積原產地原則、投資準入放松等規則將釋放巨大的福利效應，有利于國家間發揮比較優勢，沿產業鏈進行分工合作有利于RCEP產業鏈的整合與優化，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提升東亞地區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國應注重通過RCEP參與并主導該地區產業鏈重塑，強化中國在亞太乃至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中的樞紐地位。在疫情沖擊與中美摩擦長期化的背景下，中國產業鏈的調整與升級應更加注重安全性，在強調本地化的同時也注重提升對產業鏈的控制力（余永定，2020）。因此，RCEP對于保障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固中國在東亞及全球產業鏈的樞紐地位具有戰略意義。基于RCEP國家的差異化與互補性，可以此為機會和平臺打造以中日韓為雁頭，以域內相對發達國家為第二梯隊，以欠發達國家為第三梯隊的“雁行”發展模式，從而強化中國在亞洲地區三鏈的核心地位，提升亞洲產業鏈的完善程度與自生能力。
未來，應結合RCEP區域的產業鏈演進趨勢培育人民幣國際化的真實需求，作為推動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基礎。
在貿易層面，推動人民幣在RCEP區域內貿易中的使用。隨著RCEP區域一體化程度提升、產業鏈整合深化，區域內貿易具有廣闊的增長前景。人民幣計價結算規模應與中國在產業鏈中的樞紐地位相適應，從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匯兌風險。從戰略布局來看，人民幣在東盟國家的流通具有良好基礎，應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點推進區域；中日首次建立自由貿易關系也為人民幣的使用流通創造機遇。從貿易類型來看，數字貿易近年來方興未艾。數字經濟、跨境電商是RCEP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RCEP的簽署降低了跨境電商在多個環節的障礙和成本，未來應鼓勵在域內的跨境電商交易中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
在投資層面，推動人民幣在RCEP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使用。RCEP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將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區域內的資本流動也更加活躍。中國企業“走出去”應結合產業鏈的調整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布局，并在這一過程中提升人民幣的計價結算職能。由于東盟等RCEP國家也位于“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二者可以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在境外產業園、基礎設施、產能合作等建設中存在巨大的投融資需求，為推動人民幣的使用提供了廣闊空間。
推動人民幣在貿易投資中的使用還需要以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支持為前提。未來應注意結合產業鏈調整進行金融基礎設施在RCEP國家以及國家內的合理布局，使之與貿易和投資的需要相匹配和適應，同時應注重“補短板”， 加大對域內金融服務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具體策略上，應在RCEP區域推動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CIPS）的廣泛應用；加強人民幣清算行的建設；推動中資銀行、基金、征信等金融機構“走出去”，并鼓勵域內國家金融機構合作參與提供人民幣業務；充分發揮亞投行、亞行等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在推動人民幣流通中的作用。
堅持對外開放、促進對外開放走向更高水平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擴大金融市場開放、加快自貿區自貿港建設是推動對外開放走向更高水平的重要舉措和內容。在RCEP內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應注重將在岸金融市場開放、自貿區自貿港建設與RCEP相結合。
在2018年以來的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中，在岸金融市場開放明顯提速。取消RQFII額度限制、建立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提高中國金融市場在國際市場的認可度等成為開放在岸金融市場的重要內容。另外，自貿區自貿港建設是中國新一輪擴大開放的前沿陣地。自2020年6月1日《海南自貿港建設總體方案》出臺后，中國的自貿區自貿港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目前，中國已有20個省級自貿區和1個省級自貿港。面對當前中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和新舉措，未來應將金融市場開放、自貿區自貿港建設與RCEP有機結合起來。
第一，應將在岸金融市場開放與RCEP相結合。RCEP的簽署會催生東亞和亞太區域內更高層次與更新形式的金融合作。RCEP包含新金融服務、自律組織、金融信息轉移和處理等規則，代表了中國金融開放的最高承諾水平。一方面，應鼓勵RCEP國家進入中國市場設立各類獨資或控股金融機構，參與投資債券、股票等多樣化金融產品，并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熊貓債券、股票等；另一方面，加強國內金融市場與RCEP國家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與金融監管合作，在新加坡、日本等金融發達地區加強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形成“在岸-離岸”人民幣市場良性互動，促進人民幣在RCEP區域內建立順暢的流出-回流循環機制。
第二，應將自貿區自貿港建設作為金融開放與推動RCEP區域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沿試驗陣地。針對目前多數自貿區建設方案的同質性問題，應基于各省市的資源稟賦和條件明確自身比較優勢，出臺具有針對性、有特色的建設方案，注意結合區位特征對接RCEP國家在生產要素方面的優勢，形成國內自貿區自貿港與RCEP國家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分工合作關系，在經貿往來、技術合作過程中加強人民幣的使用與流通。另外，應積極探索自貿區自貿港推進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創新性實踐。例如，大力推進自貿區自貿港內以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為代表的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19年末，全國共設立跨境人民幣資金池2341個，2019年跨境人民幣資金池結算金額達到1.82萬億元。目前，廣東自貿區已引入港澳創新型金融和類金融機構，在自由貿易賬戶（FT）下開展結算、結售匯、貿易融資等業務，并積極進行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跨境雙向股權投資、跨境資產轉讓、跨境金融基礎設施等六個人民幣跨境業務探索。天津也已落地首批全功能型跨境人民幣資金池業務。
第三，在通過國內金融雙向開放路徑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還應注意防范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加劇國內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保留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在自貿區自貿港建設不斷推進的同時，也應注重金融風險的監測與防控，盡力避免跨境資本流動對國內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
RCEP區域是全球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重要生產與消費市場，但缺乏國際大宗商品定價的話語權，大宗商品長期以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計價。RCEP的簽署為改變這一現狀提供了契機。通過采用人民幣等域內貨幣進行計價結算以及統一大宗商品貿易市場的形成，有利于增強RCEP國家整體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議價權，同時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歷史經驗表明，推動一國貨幣在大宗商品領域的計價功能對于提升其國際貨幣地位至關重要。
一方面，中國應積極推動在RCEP國家的跨境大宗商品貿易中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原材料、農產品、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在RCEP域內貿易中占據重要份額。目前，澳大利亞、東盟等國家已經在大宗商品交易中嘗試使用人民幣計價。未來，可以通過提供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融資、加強與主要大宗商品貿易國的貨幣互換合作等方式促進跨境大宗商品貿易中的人民幣使用。特別是結合RCEP大宗商品合作空間，積極推動鐵礦石交易的人民幣計價。另一方面，應加強RCEP內部的跨境大宗商品交易所建設，并將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來增強人民幣的計價貨幣功能。目前，中國已經允許境外投資者參與原油、鐵礦石、PTA和20號膠4個大宗商品特定品種的期貨交易，“國際平臺、凈價交易、保稅交割、人民幣計價”是引入境外投資者的總體方案，交易場所均為上海期貨交易所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未來應進一步在國內的大宗商品交易所引入境外交易者，并加強RCEP區域內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建設與合作。此外，應豐富以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品種以及其他風險衍生品，為境外持有人民幣的大宗商品交易投資者提供順暢的人民幣回流渠道，打造類似“石油-美元”的大宗商品人民幣境內外流通機制。
RCEP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平臺。開放性是RCEP的重要特點。一方面，RCEP允許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在未來條件成熟時加入；另一方面，RCEP與其他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并不是完全排斥的關系。對于成員國而言，應實現RCEP與多種雙邊、多邊區域合作機制的良性互動。例如，中國在RCEP之外，也在積極考慮加入CPTPP，以實現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為更好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應注意將RCEP與已有雙邊、多邊區域金融合作機制整合，塑造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多邊機制。
第一，加強區域金融合作，整合RCEP與“10+3”財金合作機制下取得的《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等一系列金融合作安排。2000年，經歷亞洲金融危機的東盟和中日韓（“10+3”）財長簽署《清邁倡議》（CMI），主要通過雙邊貨幣互換實現區域內短期流動性救助。2009年，“10+3”財長會議簽署《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CMIM），將原來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多邊化，建立共同外匯儲備基金以共同應對外匯儲備不足的貨幣危機。此外，“10+3”財金合作機制還建立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RMO）、提出《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不斷落實《“10+3”財金合作戰略方向》。未來，應實現RCEP與CMIM等區域金融合作的有機整合，加強區域國家在金融市場、金融風險監管、宏觀政策協調等方面的合作，促進區域內資金融通與金融穩定，強化人民幣等貨幣在區域貿易投資以及外匯儲備中的使用。
第二，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結合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挖掘人民幣使用需求。RCEP可與“一帶一路”倡議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日本、澳大利亞等RCEP國家雖然不在“一帶一路”倡議范圍內，也可以此為平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經貿聯系和互聯互通建設。而RCEP也將促進“一帶一路”倡議更快推進，通過加強區域商品和服務貿易、放寬市場準入等方面助力沿線國家的五通建設。應注重RCEP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對接，可在RCEP區域加強基礎設施、經貿產業園等建設，充分利用亞投行、亞行、絲路基金等區域金融機構提供資金融通服務，并在這一過程中積極挖掘人民幣使用的需求，提高人民幣在區域內的計價、結算和價值儲備職能。此外，為了降低區域國家對中國主導的多邊金融機制的抵觸情緒，一方面應繼續利用世界銀行、IMF、亞行等已有多邊國際開發機構，另一方面應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參與，通過PPP等形式提高多邊金融機制的市場化程度。
第三，整合已有人民幣雙邊貨幣合作，塑造更為全面的多邊合作機制。截至2019年，中國已與39個國家和地區簽訂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換合作規模達到3.7萬億元。通過雙邊貨幣合作機制，中國已經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貨幣互換圈（朱民，2020）。未來應在繼續推進雙邊貨幣合作的同時，進一步優化貨幣合作框架，推動雙邊貨幣互換的整合。可依托RCEP嘗試塑造人民幣貨幣合作的多邊化機制，在CMIM等區域貨幣互換合作中加強人民幣的使用，擺脫對美元的依賴。
